译者：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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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了回忆录中关于康德拉辛的部分，不保证完全扫完。篇幅不算短，按原文顺序分几篇发出。每段标记的页码以PDF版本为准。其中部分内容虽未提及教练名字，联系前后文仍与其有关，因此放入整理。为保证阅读顺畅，部分段落前后文一并作出翻译。水平有限，如有错漏烦请指正
▲ 在国内篮球方面，为期七年的康德拉辛时代到来了。在此期间取得了四项最负盛名的世界级比赛的辉煌胜利：1970年的世界大运会、1971年的欧洲锦标赛、1972年的奥运会和1974年的世界锦标赛。（第7章 121页）
试水（第7章 121页）
康德拉辛的“热身”是1970年9月在都灵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当时的苏联（也许在当今的俄罗斯）这场赛事从来没有被看作是非常重量级的比赛，而是徒劳无益的。无论如何，美国人派来参加大运会的队伍比大多数参加世锦赛的实力都要更强大。这一次也不例外。学生队伍抵达都灵，其实力并不逊于慕尼黑奥运会参赛队。但我们也不是无能之辈。
当然，新的主教练还没来得及大幅度改变球队组成和战术结构，但随着他的到来似乎为国家队带来了新鲜的空气。也许这只是因为队员们的情感倾向，毕竟常年被强势聪慧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摧残。然而在我看来事实仍是如此：康德拉辛掌管的国家队变得更加富有创造性。
顺便说一句，我从来都不是康德拉辛的无条件辩护者，而我自己在他到来后的国家队中的地位并不是那么不可动摇。 直到1972年的最终胜利前，我与彼得洛维奇的关系仍然有些紧张，但幸运的是，这不仅没有妨碍球队取得良好成绩，而且正如我所说，整个过程是在一个自由创造的环境下进行的。
与此同时球队并无一点紊乱和缺乏职业素养的迹象——在80年代中期苏联国家足球队主教练位置的迭次更换使得他们被称作“坦率足球”。彼得洛维奇一直是一个强硬的战术家。就应该是这样。当洛巴诺夫斯基取代马洛费耶夫成为足球队主教练时，被问道他是如何看待“坦率足球”这一说法，这位伟大的教练面色不佳，简短地回答道：“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正是在与美国队的竞争中确定了大运会篮球赛第一名，因为其他主要的篮球强国，比如苏联，并不重视这场赛事。苏联队通常是由年轻的大学生运动员或符合年龄限制的俱乐部队员参加大运会。但是1970年的球队几乎是最强的。
“当心俄罗斯人……”（第7章122页）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美国人是可以被击败的。我们第一次直面一支真正强大的美国队，几乎立刻就确认了他们的战略令人难以置信地缺乏灵活性。在这样一个人们通常认为是民主、自由和富有创造力的国家，许多方面都是按部就班运转的，甚至是按照指令进行。否则，根本无法解释他们篮球队那种原始不变的战术结构。
在与我们进行的决赛中，美国人从一开始就采取“1-3-1”联防，并在整场比赛中一直保持这种战略。当然，美国最好的大学生运动员有的是运动员的实力、技巧和年轻人的激情，但我们，苏联队的球员们至少27岁了，我们已经在篮球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并且习惯了应对对手，我们……在我们看来这种策略微不足道。看着这些被大肆吹捧的美国人真是太可怜了。
我认为那是慕尼黑胜利的基础。我们意识到美国人不是巫师，和这支强大的队伍比赛可以在平等的条件下取得胜利。顺便一提，之后使美国人陷入窘境的正是他们的自信和自恋。一年后，在美国进行国家队巡回赛期间，我们再次梳理了美国最好的大学生球队，一位经验丰富的海外专家公开警告：“在奥运会上要当心俄罗斯人，他们非常强大……”如果我们的对手认真对待警告，而不是像往常一样将他们的失败视为一次不幸的意外，那么我们的奥运会胜利可能就不会实现了。
▲ 然而戈麦尔斯基给我们留下的最奇特的印象就是在我们休息时搞到了酬劳。这就得需要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金刚石般强硬的性格。在比赛开始的几分钟前，他打断了球队的热身，阴沉地宣布：“走吧。他们不付钱。”过一会儿，他又召集了还没来得及回过神的球员们：“去比赛吧，付过钱了。”
在讨论表演赛费用时，戈麦尔斯基非常棒。有次我和莫佳足足听了一个半小时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和巴西人为了搞清账务而进行的面对面的尖锐争吵，喊叫声是从楼下某个房间打开的阳台门传来的。最令人吃惊的是戈麦尔斯基是用俄语高声骂娘，而巴西人是用葡萄牙语，但两个人似乎完全明白对方在说什么！
康德拉辛在这方面的教练员技巧明显逊于戈麦尔斯基。有次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在美国举行了一次空前的20天巡回赛，结束后10场比赛每人得40美元。这种水平的酬劳在戈麦尔斯基带队的时候从来没出现过，队里派我和莫佳——团支书和队长去“捍卫权利”。康德拉辛没跟我们讨论，而是让我们去代表团团长希希金那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当时知名的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的领导。这一级别的领导人有时会成为体育代表团团长。
这位官员在我和莫佳面前就苏联人民、尤其是运动员的大公无私进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讲。他痛斥我们唯利是图的想法是可耻的，然后把我们打发走了。我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是美国人真的付了很少钱，还是无私的领导攫取了比平常更多的一部分？我不排除这个慷他人之慨的人会利用彼得洛维奇在物质方面不大积极这一点去操纵他。康德拉辛会损害球队的利益？我不相信。（第8章137页）
警惕之眼（第9章 148页）
当时，我们根本不了解非法走私与违反海关制度之间的区别。随同出国的球队领导无疑知道这些繁荣的“穿梭”活动，但要么没有详细说明这些区别，要么就是刻意让运动员不了解自己行为的严重性，以保持对他们的控制。
如果走私活动中被查出出更严重的物品比如货币，风险就明显增加了，因为这已经是真正的犯罪。从走私出口的购买阶段就不可避免地要联系罪犯。尽管回报的利润要高出许多倍，但很少有人想做这种生意，这都是无法无天的人才会做的事。当时的执法机构工作相当高效，走私违禁物品几乎不可避免地以逮捕和严重后果告终。我从未做过这样的事情。
球队领导和体委官员都知道这回事，只是对此睁只眼闭只眼。前者积极参与到其中，而后者实际上隐瞒此事，在每次组织活动中收取回扣，随后提供忠诚的官方出行报告。不过，教练们努力控制并保持运动员采买活动的规模在合理范围内，因为他们的“飞行”会影响教练的职业生涯。
每个教练在参与这件事上的方式也不同。像康德拉辛这样特别有原则的人没有带任何东西或者保持最低限度，并不想冒着职业和名誉的风险。有的人和运动员一样倒货。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戈麦尔斯基在旅行中承担了联络鱼子酱批发商这项光荣且极其重要的使命。 他自己并没有带货，但提供了寻找买家的服务，因此他有一定的赚头。有次我无意中知道了这个金额，当时这个流程出了点问题，雅科夫列维奇让我直接接触到了他联系的买家。我不想评论。
当然，当局也非常清楚所发生的一切。在以下情况会严打“穿梭”行为：第一，需要对最严重和最危险的情况作出反应；第二，例行公事和有计划的突然抽查；第三，有人告发。总的来说，警察和克格勃倾向于收集信息，以便今后抓住运动员和教练的把柄。在取得成功和对我们的荣誉绝对忠诚的情况下，注视的眼睛就会眯起来。如果行为不当或有必要的话，任何时候都可以从国家队清除污垢。
和球队一起离境的体育代表团代表们的表现各不相同。有些人积极跟踪运动员，终止贸易联系，并收集他们的黑材料。但大多数人都参与其中。有些聪明的教练会设计让体委会委员也上钩，这样一来在国外无论是喝醉酒还是纵情娱乐，又或是去大商场都方便很多。除了运动员本身的野心外，能够进行这种生意对运动员来说也是个刺激因素。人们有时为了能够再次出国会努力在重大赛事中取得胜利。
伊万·德沃尔尼出生于鄂木斯克，并在那里开始打篮球。他和我一样先去了乌拉尔马什队，在那里被康德拉辛选中到列宁格勒的斯巴达克队。彼得洛维奇在培养人才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尤其是积极梳理了西伯利亚和全省优秀人才。之后新生一代的苏联伟大球员——米哈伊洛夫、基苏林、费季索夫——都是从著名的康德拉辛体育寄宿学校出来的。（第12章 201页）
在参观了国家队，对比不同队伍的条件之后（关于这些条件和转移队的可能性，伊万也询问了我），新人发现事情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并最终在70年代末选择了中陆队继续他的职业生涯。然而，戈麦尔斯基永远保留了万尼亚身上“康德拉辛派人士”的烙印。只是善良的、从不与人发生冲突的叶杰什科从不会去搞什么阴谋诡计，也不参加反对团体，这让他留在了中陆队，没有成为主教练真正的敌人。
康德拉辛让他从不知名的篮球运动员中脱颖而出，把他打造成体育大师（后来对戈麦尔斯基来说也有这么一位就是叶廖明），伊万一直很感谢他，将他视为君主。慕尼黑决赛上那个决定了与美国史诗级对抗命运的向萨什卡·别洛夫的伟大一投，就是这种感谢的体现。在我看来，这世上存在着一种公平正义（不管怎样我相信这一点），实际上使我们转败为赢的正是两个“康德拉辛的人”——叶杰什科和别洛夫。凭借这一传球，万尼亚瞬间在篮球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康德拉辛和叶杰什科，两个普通的男人，两个正直勤劳的人。也许真的在决赛上神显作为，告诉所有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伊万的名字和生活哲学就像是俄罗斯民间传说中最著名的角色。我从未见过比他更忠厚、更和善的人。这样一个极为朴素的老实人在生活中总是成为被戏弄和欺骗的对象，他也很容易忍受，并不会生气。（第12章 207页）
【绝杀慕尼黑/翻译】《一跃而起》关于康德拉辛部分整理║Part 2
▲ 1971年至72年赛季，联赛冠军再次在中央陆军队和列宁格勒的斯巴达克队之间的对抗中产生，而现在变得更加紧张有趣，要知道列宁格勒阵营中有国家队的主教练和一位主要球员。比赛结果并不是什么轰动的消息，中陆队赢了，但我相信赛季中的比赛和诡计对所有队员都有好处。
但是这次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其中最主要的是康德拉辛成功在队伍中营造了一个良好的信任自由的氛围。1972年5月他允许球员和家人一同前往苏呼米训练营。那时候这是非常让人难以置信的事。结果集训的环境变得既舒适同时又很高效。球员们都是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非常明白赛前准备的重要性。我们感谢教练的信任，训练起来劲头一个顶仨。在高加索温暖怡人的环境下，能够与亲人度过闲暇时光给我们带来了额外的身体和精神上的放松。
那次集训我们和奥运代表团的击剑运动员们结为好友，经常一起到山上闲逛。烤羊肉串，没忘了家酿酒，但是谁也没有喝醉。所有人都按时上床睡觉，第二天一早已经无可挑剔地准备好进行当日的训练了。
在莫斯科谢列布里亚内博尔，奥运会前集合期间发生了一件闻所未闻的事：康德拉辛允许莫斯科的队员回家过夜！再一次，没有人训练迟到，没有人喝酒，也没有人惹麻烦，每个人都处在良好的赛前紧张状态中。
重大赛事前了解队伍状态是非常微妙且重要的因素。在不驱赶队伍和鞭策球队之间保持最佳平衡，这是一种非凡的能力，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凭教练的直觉。在慕尼黑前夕这种平衡被证明是绝对显效的。
在我看来相当重要的一点是，1972年国家队队员对康德拉辛的新鲜感达到顶峰。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尽管球员们已经觉察到他的一些性格特点——“一个阴沉的、孤僻的、封闭的人，在做自己的事时从来不与别人商量”——新领导这一因素发挥了积极作用。不可思议的是，在这个阴沉的人的带领下，球队变得更开放、更自由。也许从强势的戈麦尔斯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本身就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彼得洛维奇到来所带来的热情和新奇感并不能无限延续下去。正如我所说，无论如何，任何一个教练都会被球员憎恨。这种“注定”的冲突应归咎于训练和比赛的方式。况且在长期共事的情况下，当你对一个人了如指掌，知道他所有的缺点，经常期盼着能离时常反常的他远点的话，这种情绪就会出现。
但是1972年在国家队中，新的康德拉辛浪潮并没有在都灵和埃森昙花一现，也不仅仅只是维持原状，而是达到了巅峰。尽管彼得洛维奇与之前国家队组成中的领头者，首先是我和莫佳保持一定距离，尽管康德拉辛性格明显有点古怪，但是总体上他与球员的关系非常好。 球员相信自己并相信主教练，这是最重要的。
球队情绪高昂。所有的球员都了解彼此，知道每个人的能力，明白了球队整体实力很高：团队合作默契、个人技巧高超、心理素质稳定和球员经验丰富。这一点可能是与美国大学生球员比赛的胜利促成的，这对我们1971年至72年的国际赛事有利。在这些比赛中，我们真正体会到了球队势头正足，感受到比赛的本义并且有能力解决最严重的问题。至此国家队已经实际上连续三个赛季前往美国进行巡回赛了。这无疑对我们有利。
我第一次在美国比赛是60年代末，现在完全记得的只是我们队伍的无能为力。令人失望的是，我们许多在全国锦标赛和国际赛事大放异彩的明星，与最强的美国大学生球员比赛时甚至无法把球传过中线！
但是正如人们常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1972年赛季我们积累了许多经验，得到了锻炼，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1971年11月在辛辛那提和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比赛中，苏联队展示了一场自信、强大、蛮横强势的游戏。国家队对美国人的恐惧消失了。就我个人而言，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这种转变从1969年就开始了——在对阵皇家队取得胜利之后。美国职业球员也参加了这场比赛。（第12章 209页）梦之队
▲ 我们开始了为期两周的赛前准备训练。幸运的是，抵达慕尼黑后球队的自信心和创造力没有改变。而且我们很快就发现，彼得洛维奇完全无意改变自己的原则——几天后他坚持决定取消了球队的充电。
现在的话这个决定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但是要想明白这一点，就得先了解苏联体育中声名狼藉的充电意味着什么。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视为遗产——既不是20世纪30年代也不是40年代——充电多年来一直是我们训练体系的标志，并且生动形象地表明了苏联对体育和运动员的态度。早晨7点，无论任何天气任何条件，苏联运动员都必须外出集合，教练依次清点人数，开始跑步和强度训练的一天。这反应了劳卫制的意愿、胜利的情绪和集体主义精神。
在最高水平运动中这种情况有利是值得怀疑的。好吧，如果您是业余运动员，需要在开始工作或学习前训练一阵，这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该讨论“充电”，而是那种需要在早餐和热身活动前比平时更早进行的全套训练。
至于职业训练，请问，天还没亮就要起来只为一个难以理解的训练计划而接下来还有6到8小时的训练，这有什么意义？当然，有些云雀似的运动员能早起锻炼，通常是拉伸和慢跑等。而“充电”除了展现意识形态外，一无是处。
康德拉辛让球队退出通常的早训和充电的决定尽管出于实际考量，但也还是受到了政治方面的干涉。果然这事就发生了：奥运会代表队领导和彼得洛维奇吵了好几天。可敬的是，他坚定不移，毫不妥协。
结果，我们按照平常的节奏进行训练，这是苏联大多数职业篮球运动员所采用的。 我们早上快8点起床，悠闲地吃完早餐。快11点的时候，开始了第一节两小时训练，在此期间通常制定团队战略。午餐和休息后的第二节训练也持续近两个小时，但一般是安排个人训练。（第15章244页 停止充电）
▲ 戈麦尔斯基有一个“最差比赛”的理论，那就是球队不可避免地会在每场赛事中发挥失误。我不知道这个理论的准确性，但对这个言论的发布者来说不止一次出现过这种情况。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领导下的球队确实在重要赛事中屡次出现非常糟糕的比赛，并且还偏偏是半决赛。只有一次这个说法实现得不同寻常——88年在汉城“最差比赛”出现在对阵南斯拉夫队的第一场比赛。毫无疑问，如果戈麦尔斯基没有输给南斯拉夫队，他不会赢得奥运会金牌——可能会再次在半决赛甚至是决赛阶段折磨球队。
在慕尼黑奥运会上对苏联国家队来说，没有人会预料到对阵波多黎各和古巴有太大的麻烦。这两场比赛成为了真正的考验，可以淬炼和团结球队。回想起72年的比赛，通常都会立刻想起与美国的决赛（往往是直接说最后三秒）。但是没有人会认为能坚持到决赛也是需要奋斗的，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们放松了，还是我们的对手变强大了——这两场比赛的胜利需要我们全力以赴。
重要的是，即使在这些困难的时刻，康德拉辛也没有胡乱折腾，没有改变战术策略、人员组成等等，并且完全保持镇静。这不仅是球队水准的体现，也是对奥运会金牌强烈渴望的事实。
我们必须通过这些考验：不能垮掉，克服自我，全队尽最大努力挽救比赛结果。这两场比赛使我们振奋起来，使我们完全恢复了比赛状态。某些时刻它们甚至比著名的决赛还要复杂。正是在这两场比赛中我们最终锻炼了自己的性格，证明了我们可以在任何情况下获胜。
摆脱了轻松获胜和奥运会盛典带来的不合时宜的愉悦，经历了激烈竞争和9月5日悲剧的痛苦，苏联国家队全副武装和最强大的对手进行了决赛。距离奥运会荣誉的巅峰只剩最后一步，但这一步注定会变得多么沉重！（第15章 254页 火炼）
▲ 在奥运会前夕康德拉辛保护我们不与媒体、我们的奥运代表团成员尤其是不相干的人接触。他甚至使我们避免了与体育领导的交流。显然，教练设法说服官员们相信他和队员们。可能这很令人惊讶，但在决定最负盛名的奥运会金牌的比赛前夕，没有任何加油打气！
没有那种宣誓着“宁死必赢”这种口号的动员誓师大会。康德拉辛自己本身不是这种风格的爱好者，而我们大多数都是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和老将了，根本不需要这种激励。我们已准备好赛前所需的心理和生理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教练的任务不是妨碍球队，也不是毫无必要地拉扯球队。国家队没有处在火烧眉毛的状态。我们保持正常的日程安排和标准的赛前准备。这也是球队水平的体现。（第15章 256页）
▲ 我们进行防守。乔伊斯[2]没投中，这是我们的机会，但是在此之前裁判认定犯规——我再次推了布鲁尔。犯规裁决没有被采纳，我准备继续战斗，然而我突然收到康德拉辛让我下场的指令。伊万·叶杰什科取代我上场。
到目前为止苏联队都没有换人。虽然康德拉辛是经常在短时间内不断调整比赛阵容的爱好者，但是这次当首发五人保持领先时，他非常明智地按耐不动——现状很好，无需改变。[3]为什么我是第一个被换下来的？很难说。最有可能的是，彼得洛维奇想为了比赛的关键时刻保护我，他注意到在我四次投篮得分后，我渐渐面临可能会被“绞杀[4]”的局面。（第16章 266页）
▲ 这是很难预料的，但如果不是因为球队笼罩在一片愁云惨淡中，队伍的差距就不会那么明显。这正是三月海关事件的主要不良后果。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低潮的中心正是球队的关键人物——康德拉辛，感觉他那时正处于深度抑郁之中。
也许对于彼得洛维奇来说，最沉重的打击就是他最爱也是最重要的希望——萨什卡·别洛夫被取消资格。可能在他们之中的确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他们对于彼此来说不可或缺。无论如何，主要的消极因素恰恰来自教练。尽管根据定义，相反，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他应该使大家团结在一起，鼓励球队振作起来。好吧，可能是上帝希望我们经历这些。（第18章 293页）
注：
[1] жаворонок：俚语。云雀型的人，早睡早起的人，早上精力充沛的人
[2] 乔伊斯：Kevin Joyce，美国队5号；布鲁尔：Jim Brewer，美国队11号
[3] 谚语。福在眼前，何必远寻；身在福中应知福；知足者常乐。
[4] поддушивать：不择手段抑制某人的活动
【绝杀慕尼黑/翻译】《一跃而起》关于康德拉辛部分整理║Part 3
▲ 我此时所经历的一切，连敌人也不会想见到[1]。抑郁症严重影响了我的精神状态，我几乎是失眠了。每天晚上快三点钟时我就会醒，之后就没办法入睡了。我走到阳台上坐下来，看看夜晚的城市，一待就是几个小时。阴沉的思绪旋风般席卷了我的内心。我看不到我的未来——无论是职业生涯还是个人生活。实际上，我在心理上已经准备好结束作为球员的职业生涯并不是最糟糕的事。我不想夸大其词，但在这些夜间不眠的时刻，不止一次，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更可怕的念头：“为什么我不从这个阳台上跳下去？……”
当然，这些最极端的想法被我抛弃了，直觉意识到这些念头明显是魔鬼的暗示。但就我的职业前途而言，我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状态——这已成了心结。我对自己的能力丧失了信心，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我那时候的精神状态用《圣经·传道书》中先知所说的关于痛苦的话来形容是再好不过的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反复读这本书。“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2]”
能摆脱这种严重的心理危机，就像在许多情况下一样，是篮球和比赛帮助了我。我想，在那种状态下我应该尤其感谢一个人，这就是弗拉基米尔·彼得洛维奇·康德拉辛。他走出自己的精神危机，设法帮助我渡过难关。在准备世锦赛期间，看到我的比赛水平明显恶化，他也没有把我从国家队开除，而是提供了一个体贴的训练方案，并让我留在了极受重视的比赛名单上12名组成里。尽管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是我第一次处在这种地位，严格来说，我真的不配。
康德拉辛成功克服了73年的崩溃，并在得到了恢复资格的亚历山大·别洛夫后平衡了球队组成。回归不仅极大地振奋了教练，也激励了亚历山大本身，他被认为是世锦赛最佳球员。康德拉辛保留了去年最好的新人（巴甫洛夫和米洛谢尔多夫），并增加了几名新人（哈尔琴科夫，博利沙科夫，萨利尼科夫，日吉利）。国家队的核心还是老将保劳斯卡斯、叶杰什科、博洛舍夫和汤姆森。（第18章 298页 我所以憎恨生命……/寻找时光）
▲ 1976年奥运会是康德拉辛的创造性失败。在比赛开始前很久他就已经输了。当时他已经获得了NBA球队赛季前的训练计划，并开始将其照搬用于国家队的训练。这是我们失败的开始。
我对康德拉辛的态度很好。从个人情感上来说，我可以理解彼得洛维奇并为他辩解，尽管对我来说他在这场失败中的过错显而易见。他在有利的情况下做出了选择。
毫无疑问，总体上来说他作为一个谦逊的、沉浸于自我的人，同时也是个完美主义者。在所有他带队的重要赛事中，他只希望能够获胜。如果没有这样破釜沉舟的精神，在大型赛事中取得任何重大成功都是不可能的。即使彼得洛维奇没有像戈麦尔斯基那样用狂野病态的对成功的渴望把周围一切都焚烧殆尽，但他也一直想赢。这是事实。
1976年是非常特殊的情况。这次除了通常的对大型赛事胜利的渴望和奥运会的重要性外，还增加了一个额外因素。无论我们在慕尼黑的胜利有多么让人狂喜欣悦，在篮球界许多人仍然还是认为这只是意外。美国人蛮横无理的态度加剧了这一情况，他们不愿接受自己的第一次失败，并且到处宣扬是“误判”了他们。
再来一次奥运会胜利将有助于解决所有问题并最终确定美国的地位。苏联国家队连续两次赢得奥运会金牌，这将使我们能够谈谈作为一个成熟体系的成功经验，而主教练的名字会在世界体育编年史上永垂不朽。蒙特利尔比赛对康德拉辛来说已然成为真理时刻[3]。这场胜利的代价太高了。
教练完全明白根本重要性：在上次奥运会上采取的战略不可能第二次生效。为了能至少与美国平等对抗——甚至那些不怎么关注体育的人都知道这将是一场世界篮球史上从未见过的战争——需要一些根本性的新事物。总的来说，彼得洛维奇发现了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案——用美国人自己的手段去击败他们。他的偏好无疑受到他非常了解的海外大学生篮球风格和方案的影响。
要是这样就好了。但是康德拉辛作为核心的这个方案是按照“赛季中百场比赛前的百日训练”这一公式设计出来的。它基于疯狂的训练量，主要是跑步。我们有时间去适应这一训练量——国家队向来为赛季中最重要的比赛准备三到三个半月。但是我不明白，什么像康德拉辛和巴什金这样的高水平专业人士没有考虑到NBA球员这种训练的后果，可能会以球员在赛季决赛的最后阶段达到生理极限的方式显现出来？在赛季过程中，球队其实本可以有机会大量增加篮球比赛的训练——技术部分、战略部分等等，而不是在赛季前的100天内专注于一般的体能训练！
在那种训练方案下不能指望在赛前准备结束后、常规赛开始时球员状态不走下坡路，甚至本来好不容易逐渐摆脱泥潭，在重要比赛准备期间重回自己的巅峰，现在却又陷入了生理状态的低谷。但是那时候这些最重要的比赛偏偏就发生在低谷期！
实际上整个赛季后，我在操场上到处闲逛，甚至连轻微气喘都没有。然而由于蒙特利尔的比赛，我们完全变得精神空虚了。
没完没了的越野跑和让人精疲力竭的训练不仅没有使球队变得更好，反而在那时候削弱了球队。但即使是训练本身也不是最可怕的。最糟糕的是再次萦绕在队伍中的沮丧的氛围。不幸的是，必须承认，之前在慕尼黑的那种富有创造力、自由信任的环境，这次康德拉辛没有办法再创造出来了。整个训练不仅负荷过重，还是严密组织的过程。一切事务都得到了规范，所有一切都得在监管下进行，像是被人拿棍棒抽打一样，不断对球员进行测试和排名。
对我来说一切结束于奥运会出发前一个月，我走到康德拉辛跟前说：“把你的助手从我身边带走，否则我会杀了他。”这一举动的结果是我为我自己争取到了每天30到40分钟的个人体能训练时间。
抵达蒙特利尔后，我们，可能已经准备好参加奥运会各项体育项目，当然主要是循环运动。但肯定不是篮球比赛。我们对本赛季最重要的比赛——奥运会赛事灾难性地准备不足。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参加比赛，甚至连表达负面情绪的力气都没有了。
▲ 1976年奥运会是天才教练弗拉基米尔·彼得洛维奇·康德拉辛最后一次带领国家队征战。我们从蒙特利尔回国后不就，他被免去了主教练的职务。不过，彼得洛维奇多年来在列宁格勒——后改名为圣彼得堡继续工作，为国家篮球带来极大的益处。那时候没有人知道在蒙特利尔同样也是另一场离别，奥运会是亚历山大·别洛夫参加的最后一场大型赛事。但这种离别是永远的。（第19章 313页）
▲ 康德拉辛解职后，戈麦尔斯基回到了国家队。我不想说随着他的回归一切都变坏了，但我准备重申下我的观点：在康德拉辛的带领下，苏联队打的篮球更有创意，最重要的是，更与时俱进。因此，就比赛的内涵和质量而言，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恢复国家队主教练职位实际上是倒退一步，也是莫斯科奥运会令人难堪的失败的潜在原因。（第19章 314页）
▲ 然而，列宁格勒人新的起飞再次强调了天才教练康德拉辛的水准，在1977年的危机后他与他的队伍再次复兴起来。遗憾的是，这次起飞是最后一次。莫斯科与列宁格勒之间争夺篮球宝座的传奇竞争已经结束了。（第19章 316页）
▲ 诚实地说，弗拉基米尔·康德拉辛在创造性与人格方面与我最相似。（第11章 184页 康德拉辛）
注释：
[1] 1974年对别洛夫先生来说是相当煎熬的一年，是他人生中的第一道大坎。当时他的膝盖伤病加重，甚至已经影响到比赛，并且出于对苏联体育医学的不信任他决定不做手术。这个问题到74年世锦赛后才解决。其次是职业生涯遭遇瓶颈。74年别洛夫已满30岁，在中陆队面临着退出主力队的危机，心理压力很大。这其中涉及中陆队的规定和戈麦尔斯基的策略，以后如有时间再翻。同时，别洛夫与妻子娜塔莉亚由于聚少离多等问题感情破裂，这段婚姻没能维持下去，他们唯一的女儿由前妻抚养。
[2] 原文《传道书》第二章。我对圣经全无了解，该段是对比俄文圣经从中译本里摘选出的。对该部分翻译我不保有任何权利。
[3] 真理时刻：决定某个重要历史事件走向的关键时刻